一份诗学病理追踪报告 (阅122次)

耿殿龙

 
—评张清华《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
 
 
在当今的诗评界,张清华先生以其富有洞察力、敏感率性而又节制内敛的评述而著称。他长期坐镇北京师范大学这所诗歌研究重镇,视角直击当下,对当代先锋诗歌、网络诗歌、打工诗歌、诗歌理论、诗歌论争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观察和评论。在献出精彩评论的同时,他的研究还带有浓厚的历史考据意味,如不久前出版的厚厚的上下两卷本《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即从原汁原味的民间诗刊、宣言、理论和文本出发,记录当下诗坛面貌,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不过分溢美,也不痛加挞伐,俨然具备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和风度。因此,张清华先生的诗歌评论很有说服力,以至于诗人欧阳江河认为“张清华的写作,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语言、心智、美学品格的个人成长、深刻而热烈地扩展了中国当代诗学的影响力和存在感。我本人常常从他的思考和写作借眼力和感受力,反观自我和世界。”[1]
 
2016年9月份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这本书,据张清华自己讲:“是十几年来在做年度诗歌选本时所做的序言的集合,是每一年度的扫描或简介,是一个人的编年史”。事实的确如此,读完这本书,我们很容易发现,张清华先生那种严谨求实的评论态度,还有开阔的眼界和高超的概括能力。全书从盘峰论争结束不久后的世纪初讲起,一直记录到2014年结束,以时间作为线索,重点直击每一年的诗坛大事,诗坛关键词,既有事件,也有诗人,既有文本,也有评论,俨然一份诗学病理追踪报告。给读者一次近距离贴近诗歌肌体的机会,读来让人洞察诗歌历史、窥探诗歌面貌的同时,也引发了多重思考,由此可见张清华先生诗歌研究的深厚功力。
 
下面,就让我们从三个方面解读张清华先生和他的《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
 
一、犀利的问题意识和深邃的判断力
 
面对世纪末盘峰论争后的中国诗坛,面对很多诗人通过论争或者策略性写作而暴得大名的新世纪诗坛现状,面对愈发强烈的网络环境影响,张清华先生不由发问:“好日子就要来了吗?”,在如此犀利的问题下,张清华紧接着分析了盘峰论争的实质:“同辈之间的斗争,该隐杀约伯似的行为”,这种判断力深邃、尖锐,一语中的,由此引发出去的对世纪初诗坛的病理断定更是一刀见血—“坐收渔人之利”的“新的一代又崛起了”。何谓新的一代?没错,即70后诗人,其中就包括追求快感、现场与狂欢的“下半身写作”,而新的一代有没有给诗坛带来好日子呢?张清华先生通过归纳下半身的特点、优点及缺点,更愿意相信“他们的确给诗坛增加了新的活力”、“是当下诗坛最重要的诗歌现象”,但无法坚定的预言“好日子就要来临”。
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大量的作品是属于互相模仿的没有作者的诗歌”,而这也是当下口语诗坛的一个普遍问题。由此,张清华先生在2002年的诗学病理报告中既对第三代以后口语诗人或说民间派诗人的合流下了判断,也继而对诗坛提出了呼吁:“人民需要干货”。此呼吁实则还是一种问题意识的呈现,如此红火、躁动、纷乱的诗坛,为何水货如此之多?犀利的评论“手术刀”下是当下诗坛泥沙俱下的血污现场,这种现实想必张清华非常清楚。相对于嘈杂的京城诗坛,在稍稍的愤慨之余,张清华先生对“外省”诗人有着一份内心的期许,对那些京城之外的、甚至学历不高的外省诗人及评论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目的是用地理上的“外省”来告诫诗人“不要谋求以中心的角色去写作的身份”,如此才更合乎诗歌在道德、价值与美学趣味以及直面现实下健康的心理诉求和普世价值。由此可见,张清华先生对京城诗坛抱有一份警惕,在观察的背后暗暗怀揣着在开篇提出的问题“策略性写作”,在中国的最核心谋求写作身份,妄图暴得大名,实则并不可取。
 
其实,面对日益趋向合流的诗坛,甚至说越来越容易复制的诗坛,民间派和知识分子派都在尝试着改变,比如说在文体方面,在长诗写作方面,伊沙和西川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重视。特别是西川,作为京城学院派、知识分子派的代表人物,近几年西川在长诗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尤其是融散文笔法入长诗的尝试,在《致敬》《厄运》《鹰的话语》方面都有体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此,张清华先生也是给予了承认,但是张清华也不留情面的指出了问题:“过于私语化的长诗”有没有必要传承传统的形式要素呢?虽然张清华最后用“没有读懂”这些长诗做了一下搪塞,但问题犀利尖锐,对当下诗坛的长诗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利有弊!
 
那么,网络技术是否可以推动诗歌艺术进步?GDP是否可以繁荣诗歌未来呢?在2003年的诗学病理报告中,张清华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深刻地予以了回答:“网络技术改变了语言”(北岛在《古老的敌意》中也提到了相关问题“网络时代简化人类语言表现力”[2]),“网络隐瞒了作者身份”,“网络使得诗歌越来越私语化”,网络甚至在改变诗歌阵营的界限,但“技术并不能成为诗歌的标准”,网络技术也是一样。同样的GDP可能造成一个中产阶级的出现,甚至造就一种带有中产阶级写作意味的诗歌出现,然而这种中产阶级甚至说传统的资产阶级趣味对今天的诗歌而言“表现出一种消极、平庸、苍白和有害的东西”,那些越来越冷漠的倾向和自恋的趣味使得诗歌越来越失去大众。
 
然而,批评并不代表绝望,依据张清华的观点,衡量诗歌和诗人的标准应该是“作品中的思想和技艺的含量”,无论何种流派,何种主张,作品才是硬道理,这就像诗评家罗振亚先生在《与诗相约》中所言“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关键在作品,而不在姿态”[3],诗最终还要以文本呈现,即便是民间道路和知识分子道路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最终的诗艺还是要落实到作品中,而不是立场。在2004年诗歌病理报告中,张清华同样指出了这个问题,当然,带有强烈“个人中心”、“个人经验”的作品我们仍然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呼唤有时代疼痛感和承担意识的作品,拒绝自恋与发泄。这是新世纪诗歌的共性问题,张清华先生针砭时弊,环环相扣,一语道破精髓。
 
在2005年的诗坛病理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清华先生用社会分层或者说“阶级分析法”对诗坛做出的尝试性判断,通过分析广东这个大省诗歌的繁荣以及新民刊的不断涌现所带来的“民众诗歌狂欢”,还有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的阵势,包括继续对中产阶级趣味提出的警惕,张清华先生断言“一个多极化诗歌时代也许已经来临”,并尝试用社会阶层与集团的趣味来划分这样一个新的格局:“由一般公众和爱好者所实践的平权主义写作,凸显社会良知的关注底层生存的写作,还有或民间或知识分子的追求超越性的专业写作将是最大的三个板块,他们将共同开启一个活跃的文学时代”。这种带有左翼文学“阶级性”的划分法往往能够使张清华触到诗坛和时代的连接点,触到消费时代和诗人的同谋情结,但张清华并没有据此将三个板块列为全部,因为多极化的背后是不断的分化,是“日益多元化”。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隐忧,就像帕斯所讲的“今天,艺术和文学面临一种不同的危险,不是一种学说或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党在威胁他们,而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它们”[4],不过,张清华的隐忧并不像帕斯如此明显。
 
二、辩证的评析意识和乐观的期许力
 
在2006年到2010年的诗坛病理报告中,张清华对事件的关注程度明显增加,这和期间诗坛事件层出不穷并引起很大社会影响有关。2006年最火的当属“梨花体”事件,有成千上万的网民参与了这一事件,并一度引起愈演愈烈的“裸体朗诵”事件以及由此到来的韩寒对诗歌“死刑”的宣判,这些密集的事件不禁引起诗评家们的注意,而张清华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辩证思考:“现今这样的网络虚拟狂欢不会像那时一样,动辄侵犯和轻易地剥夺人的生存权利,这表明由个体无意识支配产生的行为游戏,总比强权政治意志支配下的政治狂欢要好得多”,“但我们也应该警惕,公众对网络发表权利的使用,正如在社会意义上对民主权利的使用一样,应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尊重而不是践踏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恶搞的心态和滥用的方式,与文革式群众的专制是如出一辙的。”
 
赵丽华事件本身与诗歌有关,是因为赵丽华的一首看似无难度的口语诗歌引起了群众的戏谑、模仿、谩骂和恶搞,但事件的愈演愈烈和诗歌又无关,因为事件本身并不关乎诗歌的良性发展和建设。另一方面,赵丽华诗歌事件证明诗歌并没有退出公众视线,虽然边缘但并不至死,但同时,该事件又表明公众对诗歌的热情并非完全出于热爱,更像是一种欺凌。所以,诗歌和群众之间有一种曼妙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成暴力。据此,张清华的分析精准而有力,我们看到他实则是在用文革时代的群众狂欢来警惕民众对诗歌的施暴、对诗人的恶搞,同时,他也有意分开了这种带有政治性的暴力和网络虚拟中的自由之间的界限,有肯定,那是出于政治之外的考虑,有批评,那是在行为方式的类似上。归根结底,张清华仍然抱有乐观的期许力,“娱乐但不至死”,诗歌可能通过成为“大众娱乐的方式”使得“各种角色从中获益”,同时,网络狂欢毕竟和政治狂欢不同。
 
在对2006年的诗坛事件分析中,张清华注意到了周伦佑在重建非非历史合法性中的尝试,以及女诗人潇潇在挖掘文革地下诗人方面的努力,而且对李少君的草根诗歌选本进行了评析,此外还分析到了中坤国际诗歌奖的建立。在这其中张清华对文革地下诗人的评述显得比较乐观,他在肯定地下诗人被挖掘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前朦胧诗被认可存在困难的原因,“有的传抄仅限于极小的范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见证,其原始面貌多无法考据,所以即便有许多人试图关注,也限于材料稀缺和很难对具体的文本进行甄别,而无法从史的意义上来认定其价值”。不过,张清华还是肯定地认为“即便从目前可认定的少量作品出发,也仍足以证明它的整体性价值”,这种乐观的期许和洪子诚的期许有些不同,洪子诚同样也关注了这十几年间“对地下诗人的重新认定、宣传、抬高的工作”,但相比较于张清华,洪子诚更倾向于隐忧“虽然地下诗歌的讲述有利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合法性,暂时解决了诗歌史的危机,但它所展示的只是70年代诗歌的某一面,其历史性欠缺是比较明显的”[5]。由此可见,张清华在评析诗坛时批评中总带有一定的乐观的期许力。
 
同样的,在对李少君草根诗歌选本的评论中,张清华对李少君的草根定义做了批评,指出其中内涵的模糊,并指出草根的根本特征应该是“地域性和底层性”,“选本中王小妮、黄灿然等”显然不是草根族。其实,后来余秀华的出现正好印证了张清华的分析,相对于那些居住大城市的、多数在大学供职的诗人来说,后来出现的余秀华才是真正符合草根诗人定义的。不过,即便是批评,在“命名策略”上,张清华仍然承认了其积极作用。无独有偶,在中坤国际诗歌奖和国际诗坛对话方面,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诗歌主动的承担时代责任方面,在90后诗人登台亮相方面,在对“低诗歌”的评价(相对于陈仲义“低诗歌永远不可能成为诗学的主流”评价来看[6])方面,张清华也都是抱有一定的乐观期许,就像张清华在总结2008年的诗坛时所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诗歌真正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这种乐观的期许可见一斑,而从新世纪初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快结束的时候,这种乐观在张清华的心里愈发增加,不过这种乐观是在“文学艺术标准”规约与伦理标准底线之上的一种期许,在对2007年垃圾派的诗歌分析以及卡丘主义的评论失语中,张清华申明了这一点。
 
在2006到2010年间的诗坛病理报告中,张清华还有两点分析让我们觉得异常精彩,贴近诗坛前沿,也多为学者们所共同关注,其中之一是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再就是当下诗歌主题经验正在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分析。关于诗歌与地理的关系,按照张清华的分析,“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诗歌群落”,或者说“文化的地域属性造成诗歌写作趣味、美感风格乃至语言修辞方面的差异性”,这从本土与西方、北方与南方、首都与外省的差异,包容性、地理模糊性与北京诗坛,四川与第三代诗人群体的口语品格,广东与打工诗人的崛起等例子都可以看出来,这也印证了青年诗评家霍俊明在《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中的相关分析“考察196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我不能不习惯性而讨巧地硬性设置了南方与北方,首都与外省,中心与边缘,本土与外地的对比关系”[7],此外,荷兰汉学家柯雷在《精神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一书中对民间阵营划分地理和文化界线的评析时也强调了诗人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8]。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与地域关系问题已经成为诗歌的前沿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地域特色与诗人群体,还体现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对诗歌意象的影响,这就像深圳之于郑小琼、平墩湖之于江非、悬棺之于欧阳江河、尚义街六号之于于坚、昌平之于海子,白洋淀之于芒克,杏花村之于食指一样,当下的中国诗坛也在表现这样的地域特色。
 
然而,不同的地域特色下,却蕴含着一种强大的隐忧,那就是如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地域特色正在变得趋同甚至消失,那么我们不得不看到张清华先生指出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当下诗歌经验正在从乡村走向城市,只不过,这样一种过程可能来的很慢,但确实却在变化。这相比于王光明先生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曾指出的四五十年代,诗歌经验因为“民族生存问题压倒一切”“诗人纷纷离开城市”的背景而不得不“从城市走向农村”[9]而言,可以反观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时代进步,背后就是新时期以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相对应的是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的铺展以及相对和平的环境,对此,张清华看得明白,愈发明显的城市化生存背景和层出不穷的异化问题可能恰恰是新生一代网络诗歌写作、70后和80后一代中“粗鄙化的美学趣味”的一个宏观化条件。
 
进步和隐忧同步,张清华先生辩证的评析意识溢于言表。
 
三、缜密的考据意识和清醒的感知力
 
在2010年到2014年的诗坛病理报告中,张清华如一个史学家一般,耙梳、考据、整合,不放下每一件诗坛之事,将视角伸向一些少数民族的诗歌和诗人(如大凉山的彝族诗人),把过世的诗人(如张枣、纪弦、卧夫等)及诗评家(如陈超)铭记于心,面对新出现的一些诗歌现象(如欧阳江河长诗《凤凰》与生态保护、余秀华现象、北京的“我们”散文诗群体的出现)及时记录,甚至把诗坛的出现的某些不太好评说的不同声音(如臧棣对北岛的批评)也加以追踪,呈现了浓厚的缜密的历史考据风气。在这些记载中,作为诗评家的张清华先生提纲挈领,虽然有些事件和现象没有多做分析,但是却给读者乃至研究者一个有益的启发,甚至督促诗歌爱好者与研究者们按照他勾勒的轮廓寻找背后的问题,如臧棣对北岛的批评,这一事件因为涉及对权威型诗人(或者如罗振亚先生经常讲的“拳头诗人”)北岛的评价而势必引起读者的好奇,接下来就会寻找臧棣《北岛,我不是批评你》的原文,以及牵涉到的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中对北岛诗歌的评论(“北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但他不是最杰出的,可是,由于写一种极为适合翻译的诗,由于一位富有才华的译者和宣传者,北岛很可能在西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当代中国诗人”[10]),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对“翻译在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奖中的作用”的看法,这正如张清华自己所讲“不管臧棣的批评是否适度,我认为倒是有可能引发人们对于当代诗歌历史的重新思考,引发国内外重新评价北岛、重新认知国内诗歌状况与作品成就,并且最终改变以往的谱系与定见,这就不是小事情了”。
 
在2014年诗坛病理报告中,张清华对余秀华现象的感知可谓清醒而且深刻,虽然记载的字数不多,但字字珠玑,言之有理。余秀华于2014年迅速崛起、走红网络,可谓诗坛继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事件后,又一个通过网络渠道被公众所熟知的诗歌事件,但是她的被认知并不是因为她的诗艺,而是因为她“脑瘫”加“农妇”的身份,外加一个《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带有“性想象”的挑逗噱头色彩的诗歌题目而已,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了,余秀华的暴得大名多少是因为她的诗作呢?她的诗作能否撑得起她的声名鹊起?这时张清华先生给出了他明确的感知:“我认真阅读了余秀华的部分作品,觉得确实不错,可以说是相当专业,有饱满而控制得很好的意绪与情感,有充满质感与疼痛的语言与形象,笔法与修辞也相当老道,富有表现力,称得上是个成熟的诗人”。而对于余秀华诗中多多少少的“性想象”词汇的使用,张清华也看得透彻“很显然,在这个语言呈现出剧烈动荡与裂变的时代,裸露比含蓄要来得直接,力要比美更为重要—这是一个写作的秘密,一个美学的辩证法”,由此看来,余秀华那首公认的优秀诗作《我养的狗,叫小巫》即是这样的例证,底层生活的艰辛、家庭暴力、婚外情、亲人离世、孤独境遇等体现的淋漓精致,读来让人有撕心裂肺的撞击感,正如青年诗评家王士强所言“它撕开了生活温情脉脉的表面,将内在的真相揭示出来”[11]。取之于生活,自然亲切而且现实,余秀华的诗作是真正代表底层和草根阶层的写作,以致于一向支持“底层写作”的评论家李云雷无比坚定地认为“余秀华的诗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体验,至于技术或诗歌观念,则并不必过于重视”[12]。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头衔,单纯看余秀华的诗作,我们会发现新的生活经验、底层经历和新的中国故事,余秀华所给我们展示的农村的孤独与分裂,破碎的性与婚姻,城镇化下男女性别的不同感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甚至是新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随时随地降临到每一个城镇化下的个体身上,它背后暗含的是随时面临的家庭的解体,在这一点上,余秀华有她独特的意义,用张清华的话讲“余秀华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痕迹”。
 
除了新的生活经验之外,余秀华给我们展示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反讽”技巧的娴熟应用,对于反讽,很多诗评家都对此做过表述,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罗振亚先生在《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中对西川诗歌反讽的论述,而龚敏律先生的《西方反讽诗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也深刻强调了反讽的作用,在《一个人的编年史》中,张清华先生也给予反讽以不断的关注,不单纯是在对余秀华诗歌的解读中,从中可见后现代主义与当下诗歌的关系之紧密,反讽的广泛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正如张清华所说“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郑重地端着架子抒情或叙事,常常是不合时宜的”。
 
四、结语
 
娱乐化的时代,诗人何为?想当初,海子为了写诗,把自己的卧室垛满了书籍,在他的藏书中有植物百科、宗教哲学、神话传说等等,海子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作诗,所以,你会发现海子诗中博大的精神世界和广阔的自然世界,据此,我想问张清华所讲的《天问诗歌公约》中“每个诗人必须要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是否有这方面的要求考虑呢?不过话说回来,当下诗歌在题材开掘方面仿佛已经到了饱和之地,不但是诗歌,小说等也是如此,当生活复归平静、重复而且漫长,如何开掘新意?无论是策略性的写作,还是网络化的狂欢,无论是下半身的欲望还是低诗歌的宣泄,他们在借助诗歌表达自己的时候,诗歌是否还是诗歌?是否正在变成一种政治泄愤、私生活暴露癖、时尚追逐、情感空虚等的言说工具呢?当这种言说变得不再新鲜,诗人何为?
我想,无论何时,诗人都应该具备承担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应该具备正义感,应该具备一个写作底线和对诗歌精神的高尚追求,应该具备张清华先生所讲的“诗歌理想”,要有“积极的生命人格实践参与”,写作才有灵魂,如此,即使是娱乐化的时代,诗人也仍然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张清华《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四川文艺出版社,篇后记。
[2]北岛《古老的敌意》,三联书店出版社,53页。
[3]罗振亚《与诗相约》,四川文艺出版社,324页。
[4]转引自北岛《古老的敌意》,三联书店出版社,36页。
[5]洪子诚主编《百年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27页。
[6]陈仲义《蛙泳教练在前妻的面前似醉非醉:现代诗形式美学论》,作家出版社,61页。
[7]霍俊明《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山东文艺出版社,12页。
[8]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398、399页。
[9]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330页。
[10]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载于《新共和国》杂志,1990年11月19号。
[11]王士强《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2页。
[12]李云雷《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山东文艺出版社,124-126页。
 
             (文库编辑:L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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