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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敬文东:感叹是汉语诗歌的宿命 (阅771次)
2017-11-25


谢洋:从您的作品《流氓世界的诞生》、《艺术与垃圾》的出版到近年来您策划和创作的《小说与神秘性》、《感叹诗学》等,在写作上您感觉自己有了什么变化?

敬文东:在读书上,我从很早起就是个杂食动物,对不同学科的许多著作都很热衷,也就是说,好奇心挺强的。自博士毕业后,我补课长达十五年,囫囵吞枣般,读了许多领域的不少典籍。补课过程中,也写了不少书,算补课时写下的作业吧。我比较看重的作业,大概是“动作/行为三部曲”:《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体量超过了一百万字。第一本是纯粹的理论书,后两者是对那本理论的运用或检验,既有微观的运用(《事情总会起变化》),也有宏观的检验(《牲人盈天下》)。从2015年起,我决定回归老本行,做文学研究——当初补课的目的就在这里。目前写了两本书:《感叹诗学》(2015年)、《小说与神秘性》(2016年)。今年(2017年)上半年写了一个长文,题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即将被著名的民间刊物《诗歌与人》以单行本的方式公之于众。我的体会是,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修养、西方文学修养是必备的知识库存;而举凡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语言学和考古学等兄弟学科的知识最好也能兼顾。我希望自己的思考能有比较清晰的脉络。我不怕思想在成长上过于缓慢,只怕思想没有出处,也就是要么像齐天大圣那般横空出世,要么像“弄潮儿”那般追逐时髦。在回望来路时,我希望自己能看到思想的生长点在何处,它曾经历了哪些波折,哪些游弋和犹豫。既然思想有成长,变化自然就尽在其间,但不变的东西也自在其间。所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我希望自己以后还能继续向前延伸。另外,我还曾花了很多年时间,试图找到一种能与自然呼吸相吻合的学术语言。这种语言必须流畅、铿锵而不做作,在欧化的同时,尽可能恢复或尊重汉语自身的传统。总之,读起来很舒服,不仅不需要消耗过大的肺活量,而且还必须取悦于肺活量,让肺活量高兴。在2012年完成小专著《皈依天下》后,我似乎确信自己找到了这种语言。我的信条一直没有改变:既然是文章,那就必须漂亮。当然,漂亮不是花哨,不是浓墨重彩,但也不一定必须是朴素的和冲淡的。漂亮有各种样态,就看哪一款适合你。

谢洋:最初是什么让您热衷于评论这一领域,能否简单谈谈您的写作经历?这一过程中您受哪些评论家影响较大?

敬文东:我中学时期的理想是做一名物理学家,未遂;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想做个诗人和小说家,也未遂。我是在误打误撞中,走上学术之路的。不过,在此我要纠正一下,我做的学术工作当然没啥了不起,却不是文学批评可以完全概括的。假如从1992年写出第一篇学术文章算起,我投身这个行当已经超过了二十五年,也写了近二十本书。还是刚才我说的,这二十本书除了小说集、随笔集和诗集外,都是为了应对或者完成思想的自然成长。对,是成长,不是发展,甚至不是生长。发展一词太严肃,太古板,太抽象,太意识形态气;生长呢,很有些自以为是的味道吧。说到对我有影响的人,那就多了去了,各个专业和领域内的都有。如果只谈文学批评,我敢肯定,如下先贤、前辈对我可谓影响巨大:刘勰、陆机、钱钟书、巴赫金、本雅明、巴什拉、罗兰·巴特。但我知道,他们只可瞻仰不可模仿。这些伟大人物给我的最大启示,可能还不在知识和思想的层面,而在做人方面:必须做一个不可被模仿的读书人。当然,如你看到的那样,我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谢洋:众所周知,您除了做评论方面之外也是一位诗人,那么您是否尝试对自己的作品做理论批评?有没有得到一些奇特的体验?

敬文东:近十年来,不少人问到过你问到的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一直没有变过:我想当诗人而未遂,写下的所谓诗篇因此不可当真,我更不会无聊到去研究自己的诗。人也许在本能上都很自恋,但我希望能够尽量离它远些。


谢洋:您的新书《感叹诗学》中提到汉语诗歌必须以感叹为本质,而感叹来自作为内爆型延伸的诗之兴。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感叹如果作为汉语诗歌的本质,而每个个体拥有不同生命体验,如何判断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在本质意义上能归入同一条河流?

敬文东:我希望自己能找到古诗和新诗之间的“同”,而不是通常被突出的“异”。它们之间的“异”似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百年来,人们在这上面纠缠不休,已经说了太多甚至太傻的话。我的理由或者凭靠很简单:只要是用汉语写诗,就有来自基因层面上的抹不去的相同成分,只因为它们是一个妈生的孩子。语言意味着宿命。如同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母语。很可能是汉语而不是其他因素,主导并型塑了华夏思想的面容、腰身和血液。我们身在其间,不可能不与之共命运、同呼吸。如果我多年来的观察和体会尚无大错,那么,汉语就是一种更宜于、也更易于感叹的语言。它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也把这种性格带入了汉语诗歌的书写当中。从根本上说,感叹是汉语诗歌的宿命。所谓宿命,就是不得不如此的意思。汉语诗歌的全部优缺点,也许都自在其宿命性之中。但要注意的是:感叹并不是抽象的东西,更不是柏拉图的理念。它是活的,饱满的,充沛的,与汉语推崇的体用不二、道器杂陈相对称,相呼应。只有通过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不同体验,它才能得到真资格的展现。模仿海德格尔的句式:感叹只有在被不断展现的过程中,才可能更丰富;它愈被使用,就愈能完善自己。它的完善没有止境,它的可能性因此也没有止境。它不妨碍不同的体验,相反,它支持、鼓励体验上的差异性。

谢洋:汉语经历多年发展,其形态不断发生撕裂,一方面语言的指向朝着公共性、日常性转变,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暧昧和模糊的古老特质,关于后者您也提到过这种遗传密码式的同一性,那么您认为在汉语写作中,如何处理这一语言割裂的矛盾?

敬文东:“五四”前后兴起的“以翻译改造汉语”运动,对其后的汉语样态影响巨大,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种语境之中。关于这个问题,多年来有过太多的讨论。甚至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失败的,它带来的简直就是语言灾难。对此,我的态度很现实,也很务实:我们必须强迫自己接受这份遗产,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语言现实。明眼人能够看出,无论怎么变化,汉语的诗性成分仍然隐藏在它自身之中,就看汉语诗人们如何各展神通了。和其他许多语种一样,汉语的诗性成分和其公共性指向之间,并不必然构成冲突关系。它们因功能不同、任务迥异而各有路途,所谓河水不犯井水,或者车有车路马有马道。经过最近四十年来诗人、作家们的努力,汉语愈来愈行走于越来越光明的境地。我有理由坚信:被孔子、老子、庄子、太史公、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文忠公、曹雪芹使用过的语言,绝不可能轻易就遭到破坏。它没那么林黛玉,更不是哈气如兰就能损毁的尤物。相反,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甚至再生的能力。它的前途不可限量。我对它充满信心。

谢洋:东荡子在诗歌写作中有意地构建一个消灭黑暗的诗意世界,并将其命名为“阿斯加”,而您也阐释过“颓废”这一概念在诗学中的意义,对于东荡子的写作,用您的观点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敬文东:法国诗人艾吕雅好像说过一句话:我怎么会歌颂黑暗,我比谁都更加热爱幸福。但是,无论如何,二十世纪都可谓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世纪,我们至今很难说已经彻底走出了二十世纪。在此前提下,一切艺术都以审丑为旨归,因为丑而不是美,才是我们的唯一现实。我们的艺术家,包括诗人,认为审丑才更有可能是唯一的诚实。不过,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好的心智和更大的决心。我当然愿意不可能的能够可能,比如变丑为美。东荡子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自己的前辈和同道。他们之间需要互相鼓励。黑暗是必须要驱逐的,因为人不应该生活在绝望之中。但我对此很悲观:我们真的能生活在“阿斯加”当中吗?我对诗歌能否做到这一点持犹疑态度,可惜我已经无法就此问题求教于东荡子先生了。至于我所谈论的颓废问题,也许只是中国诗人提供的一种可能性,亦即对无意义人生进行有趣填充的可能性。它的意思是:人生毫无意义,但有些事情对人生有意义,比如醇酒、妇人,比如写诗。这就是说,没有意义的人生通过做一些对它有意义的事情,而获得了意义。这很悲哀,但也勉强算一条出路吧。你说呢?


谢洋:在文化工业盛行的时代,您对于文学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东荡子诗歌奖您有什么看法?

敬文东:文学更应该承担唯有它才能承担的东西,凡是别的门类可以做的事情,就让别的门类去做。惟其如此,它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什么才是文学能够承担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可能各有各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尽可能穷尽日常生活的神秘性,进而揭示我们生存的神秘性,直达命运的领域,并给我们提供命运维度上的启示。我当然希望东荡子诗歌奖能奖励我提到的这种写作——但愿我这样说不是自恋,也没有冒犯其他人。

谢洋:最后,您可以谈谈未来将进行的研究方向吗?

敬文东:未来不可预期。但认真读书、诚实而谦逊的写作,在我,大体上还是可以预期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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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东荡子诗歌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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